我是兰台。
兰台今天要讲述的是红军主力师中历经磨难的一支,他们曾三次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但每次都顽强地重新崛起。
这支部队是红军主力师中唯一一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三年游击战争的队伍。在全面抗战之前,他们就已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成为红军中独树一帜的存在。这支部队以其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灵活的战术策略,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支部队正是红16师。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傅秋涛和钟期光两位政委均荣获上将军衔。相比之下,师长方步舟的境遇则有所不同。早在1950年,他就被调任至南京宣城农场,担任副场长一职,级别仅为副科级。这一安排显然与两位政委的晋升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兰台将带大家了解红16师的故事。
【01、】
红军历史上曾有三个部队都叫红16师,包括湘鄂赣地区的红16师、湘鄂川黔的红6军团16师以及洪湖的红6军16师。不过,提到红16师,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湘鄂赣苏区的那支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特别,主要是由于它由红十六军精简后组建,并且在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成为了长江以南地区仅存的主力师。
1930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湘鄂赣边独立师、红五军第一纵队以及平江、修水、铜鼓等地的赤卫队被整合为红十六军。该军由两个师组成,首任军长为胡一鸣,政委由李楚屏担任,副军长则是孔荷宠。
红十六军在巅峰时期兵力规模达到了一万七千人之多。
然而,胡一鸣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指挥失误,导致红十六军损失惨重。这次战役后,上级认为他缺乏军事才能,因此被免职并调往地方任职。
李楚屏原为红十六军政委,后被调任红军第5分校政委及湘鄂赣苏区文化部长。然而到了1932年,他失去了所有领导职位,随后未经批准擅自离开苏区,自此下落不明。
1933年,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结构调整,撤销了军级单位,红十六军的编号随之废止。该部队被重组为红16师,由高咏生担任师长,温锦惠出任政治委员。
孔荷宠曾担任红十六军军长,但在其任职的三年期间,由于指挥失误和冒进行动,导致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成多个孤立的小区域。同时,红十六军因连续作战而损失惨重,战斗力大幅下降。鉴于这些严重后果,孔荷宠最终被解除了军长职务。
孔荷宠被解除职务后,内心极度不满,于1934年选择投靠蒋介石。
1934年,红16师为掩护苏区机关撤退,遭遇国民党三个师的包围。在突围过程中,师长高咏生不幸被敌人抓获。尽管他在押送途中机智脱身,却因夜色昏暗,不慎跌入深水潭中溺亡,英勇献身。
高咏生在战斗中双臂遭受严重枪伤,导致其行动能力严重受限,这直接导致了他的牺牲。
高咏生阵亡后,红16师师长的位置由徐彦刚接手。他之前担任过红3军7师师长和红1军团参谋长。
尽管徐彦刚接手了红16师的指挥权,但部队的困境并未缓解,继续面临国民党军队的猛烈围攻。在一次突围行动中,红16师被彻底击溃,最终只有徐彦刚和几十名战士成功突围。
这两次重大失败被称作"六七月事件",成为红16师转入长期游击作战的重要转折点。自此,这支部队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地下斗争阶段。这一时期,红军不得不改变作战方式,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这些挫折不仅改变了红16师的作战模式,也预示着他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部队的生存与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历史阶段。
就在这个时期,红16师的首任政委温景惠面对严峻形势失去了斗志,选择背叛革命,投靠了敌人。
【02、】
当前,湘鄂赣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存独立第三师第七团,兵力缩减至800人左右。这支队伍成为该地区仅存的武装力量,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性。尽管人数有限,但作为苏区最后的军事支柱,第七团仍在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保留着重要的火种。这种局面既体现了红军面临的困境,也展现了革命力量顽强的生命力。
上级决定把这支部队作为核心,重新组建红16师。
徐彦刚被任命为师长,政委一职由曾在苏区担任巡视员的方步舟接任,参谋长是谭凤鸣,而政治部主任则由钟期光担任。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被调去追剿向西突围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这使得红16师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幅减轻。在湘鄂赣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傅秋涛的积极号召和有效组织下,红16师迅速扩充,兵力很快恢复到2500人。
重整旗鼓的红16师接连打了三场胜仗,成功消灭了东北军一个营的兵力。到1935年6月,这支部队已经恢复到5000多人的规模,并且重新组建了三个团的编制。
红16师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国民党军阀何键的注意。作为湖南地区的实际掌控者,何键对这一发展态势保持高度警觉。
何键为了彻底剿灭红16师,不仅将自己麾下的几个主力师调回参战,还特意向蒋介石请求增援。在他的要求下,蒋介石也派遣了部队加入这场围剿行动。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强势包围,兵力处于劣势的红16师选择再次突破重围。
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师长徐彦刚不幸身受重伤并壮烈牺牲,部队兵力从最初的5000人锐减至仅剩1600人。
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傅秋涛重新安排了红16师的领导架构。他指派前任政委方步舟担任师长一职,自己则接任政委,而钟期光继续留任政治部主任。这一变动旨在优化部队的指挥结构,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红16师成功突围后,形势依然严峻。到1936年1月,部队规模已缩减至70余人,遭遇了第二次重大挫败。尽管突破了包围圈,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最终导致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结局。这次失败标志着红16师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兵力损失极其严重。
1936年6月,两广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导致国民党主力部队南下增援。这一局势变化为红16师和湘鄂赣根据地提供了难得的休整机会。由于国民党兵力分散,红军得以暂时摆脱围剿压力,获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
傅秋涛,当时担任湘鄂赣苏区的领导职务,同时也是红16师的政治委员,他抓住有利时机,再次组织重建了红16师。
此时,该师共有700多名官兵。师长方步舟,傅秋涛不再担任政委职务,改由刘玉堂接任(1955年,刘玉堂被授予少将军衔)。钟期光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
随着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撤退,红16师所处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支队伍趁机发展壮大,兵力迅速增长,规模突破了千人。与此同时,整个苏区面临的军事压力也随之减轻,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表面上承诺共同抗日,但实际上却加大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打击力度。这一系列行动直接导致了红16师兵力的进一步削弱。
就在这个阶段,方步舟的怀孕妻子和钟期光将军的夫人不幸被捕。
方步舟与傅秋涛在军事策略上一直存在分歧,后来他的妻子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抓获,这一突发事件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最终,方步舟选择私下离开部队,向蒋介石方面投诚。
方步舟对红16师的情况非常熟悉,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成功包围了红16师的主力部队。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傅秋涛和钟期光等人只能带领大约200名士兵成功突围。这次事件标志着红16师第三次遭受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严重打击。
在傅秋涛和钟期光的领导下,红16师进行了第三次重组。到了改编为新四军的时候,部队人数已经恢复到500多人。
【03、】
投靠蒋介石后,方步舟立即被委任为湘鄂赣游击总队第二纵队的指挥官。
1940年,方步舟的职务再次调整,他被任命为第九战区挺进军的第八纵队司令。
1943年,方步舟因秘密掩护革命人士,遭到国民党当局拘捕并关押。
从1943年起,他被囚禁了整整四年,直到1947年才重获自由。这期间,他的同乡兼好友,国民党绥靖总队队长刘培初出面为他求情,最终使他得以获释。
刑满释放后,方步舟在刘培初的引荐下,获得了国民党绥靖总队的两个重要职务:副队长和第六大队队长。
1949年,方步舟策划了一次行动,意图抓获蒋介石父子,但由于内部有人泄密,计划未能成功。面对这一挫折,他带领1400名部下转移到距离宁波约80公里的四明山,并在那里宣布起义,随后继续开展游击战。
随后,方步舟的部队被整合进王建安指挥的第七兵团。与此同时,方步舟本人却长时间未被分配具体职务,处于闲置状态。
最终,陈毅做出了决定,他表示:“用立功来弥补过错,过去的事情就不追究了。”
方步舟随后被调任至南京宣城农场,出任副场长一职。
1990年,方步舟在南京离世,享年90岁。
1955年,傅秋涛和钟期光均荣获上将军衔。倘若方步舟当年没有选择背叛投敌,那么在同年授衔时,他至少也能获得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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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方步舟的起伏生涯》,邹天福,《湖北文史》2017.2;方步舟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不确定性。他的经历如同浮萍,随波逐流,没有固定的方向。从早期的默默无闻,到后来的风云变幻,方步舟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他曾在多个领域尝试,但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归宿。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生活,他都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方步舟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同命运,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往往事与愿违。
傅秋涛在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斗争,马继善,《湘潮》2012.10;讲述了傅秋涛在湘鄂赣边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文章详细描述了他在这一地区如何领导革命活动,保持革命红旗不倒的历程。傅秋涛通过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等方式,有效地抵抗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文章还提到,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定信念,带领队伍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傅秋涛的领导能力和革命精神,成为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支柱,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被尊称为“母亲般领袖”的建国将军钟期光》,作者宋凤英,刊载于《党史博采》2009年第一期。钟期光将军因其深厚的关怀和领导风范,在军中被亲切地称为“妈妈主任”。他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贡献,更是在部队管理和士兵福利上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钟期光的领导风格强调对士兵的全面照顾,从日常生活到心理健康,他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怀使得他在军中建立了极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感情,成为了士兵们心中的精神支柱。钟期光的故事不仅是对他个人品质的颂扬,也是对那个时代军人精神的深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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